土地問責與房價居高不下形成了眼下一道扎眼的景象。近日，國土資源部、監察部共同通報2009年度土地執法檢查責任追究情況，簡單說，就是“土地問責”。2009年，全國共有2個設區市、29個縣（市、區）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和分管負責人共計44人受到紀律處分。其中73名地方政府或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負責人受到紀律處分，僅一人降級，但無一人撤職，且有一些官員早已升遷。

    坦率地說，普通公眾的確對土地問責還寄托著不小的期望，這畢竟是一場涉及全國的、自上而下的問責行為。而且，這場問責也事關各地居高不下的房價。但是，如果對土地問責抱有過高期望的話，那么失望也將會更大。問責本身是一場事后追究制度，它難以對現狀發生本質性改變；并且，與高房價、非法占用耕地等相關的土地問責，亦不同于環保問責，此前發生過的一些影響較大的惡性的環保事件，環保問責雷厲風行，特定的相關責任人也很明確。

　　但是，地方的土地違規亂建眼下并不是單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在現行行政體制框架內，中央的土地管理部門對于地方人事權并不構成決定性影響，這令問責或許更多只是“問”，“責”并不太現實。這注定了這場土地問責更多地帶有著一種道義象征，而實際結果依然會“我行我素”。

　　并且，以目前的現實而言，將土地問責與地方官員升貶聯系在一起，顯然是在這個問題中加入了道德情感因素，想的過于簡單化。現時，決定地方官員升遷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政績（GDP），這相當程度上取決土地開發。

　　土地違規背后無疑是地方的土地財政。土地財政是大多數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支柱，據相關資料，有的地方財政甚至70%都依靠土地收入。此次通報的是2009年度情況，當時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是明顯不如現在的，目前在調控房價與加息的背景下，地方如果失去土地財政，地方債務問題可能惡化。

　　目前，地方政府有著自己的特殊困境，理論上它們應該是最主要的制度創新性力量、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在現實中卻成了賣地的丑角，備受公眾詬病。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本身的事權與財權存在不對等。地方政府已經成為大大小小的“經營式”角色，地方政府的利益自主性近年來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全國統一的政策在地方執行不力，這是最主要原因。

　　土地問責中暴露出來的圍繞土地的種種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但是土地問責這種方式值得反思。解決地方的種種土地亂相，需要改革現行的財稅制度，并且幫助一些地方進行債務重建，而不是任由土地財政繼續發展。假如不從這些源頭解決問題，那么盡管不提倡土地財政，土地財政也會以種種隱蔽的方式野蠻生長。

　　公共政策分析理論認為，評估一項政策的優劣不僅是看政策初衷與設計，還需要看政策的執行力與效果。土地問責等全局性政策的初衷無疑是良善的，但是如果在地方的執行力得不到保障的話，會成為政策的一種消解性力量，并在以后會損害類似全局性政策的權威性。

　　公共政策分析理論認為，評估一項政策的優劣不僅是看政策初衷與設計，還需要看政策的執行力與效果。土地問責等全局性政策的初衷無疑是良善的，但是如果在地方的執行力得不到保障的話，會成為政策的一種消解性力量，并在以后會損害類似全局性政策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