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城市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那么她就應該有不同的成長階段。過去二十多年，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表現為大量人口移居城鎮，發生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以及城市物理尺寸的擴張與膨脹。好比進入了一個青春發育期，中國城鎮撐開了骨架，“抽條”了。

    隨著國民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加上債務、環境等限制，我國的城市化勢必面臨轉型。下一程城市化究竟怎么走，現在有點思考或也可算未雨綢繆。

    先讓我們回到常識。城市之所以成其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間承載大量、多樣、復雜也更豐富多彩的經濟文化活動。這樣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來定義。至于為什么人口、資源要在空間上湊成一個高密度形態，答案是積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從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說城市密度比農村高，通常不會有人反對。不過，城市的密度究竟能有多高？高到什么程度還可以正常、有效地組織起生機勃勃的經濟文化生活？我認為自己的想象力不夠，需要到處轉轉，觀察、感受那些達到“頂級密度”的城市生活。

    去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個把月，住地在紐約曼哈頓上城，讓我有機會記住這座全球之城的密度數值：每平方公里2.7萬居民——這還僅僅是晚間住在此地的人，未計入數倍于此數、在白天從周遭地區以致全世界涌入的上班族、商務差旅人群、觀光客以及來百老匯看劇的觀眾。論經濟密度，曼哈頓每平方公里年產出GDP為16億美元。當然，曼哈頓紐約市的核心區。以整個紐約市算，每平方公里1.65萬居住人口，11.28億美元的GDP。

    回來后查對我們這里的城市密度，發現還差很遠。北京上海廣州的人口與經濟總量名冠全球，但論單位土地面積承載的人口與經濟，還不好意思拿上臺面來比。中國論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產出8.2億人民幣GDP，合1.37億美元。

    很有意思。我國經濟也是總量傲人，但算到人均就依然比較落后。城市亦然，總量大哥哥，密度小弟弟。這樣的“同構”，總有點道理吧？

    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城市”系廣域的行政區劃，其中既包括市區，也包括郊區，甚至還囊括大面積的農村。多年“市管縣”、“整縣改市”、以及含義不明的“城鄉一體化”，使我們這里的城市概念與世界通行的不一樣，缺乏可比性。如果聚焦城市之“市區”，觀察上會不會可比一點？

    尋尋覓覓，去年終于在上海發現一個靜安區，只7.6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3萬人（2010年六普數），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3.1萬人；2013年GDP為660億人民幣，合每平方公里14億美元。人口密度高過曼哈頓，經濟密度也很接近！要知道，靜安區只不過大上海一個最小的小區而已，面積僅占全上海的千分之一點二。算下來，只要有40個靜安區就超過全上海的經濟總量。40個靜安區占多少國土面積？不過大上海的5％。

    看來，把城市的“市區”擺到更突出的地位，讓幾百個城市的市區做到一有標準、二有邊界，在城市化轉型中值得提上日程。我們要明白，如果作為城市之核的市區，密度過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斷然難以通過發揮輻射作用引領國民經濟增長。君不見所謂的全球城市，從來以影響力、輻射力論英雄，而不以總量、范圍大小論短長。

    在物理上，水杯滿了才會外溢。上一程中國的城鎮化，擴張速度驚人，但不少城市很像在一個大桌面上同時擺開多只水杯，哪一只的水也不滿，半半拉拉、甚者空空如也。在此情況下還攤大餅式地向外擴張，只能越攤越薄，城不像城、鄉不像鄉，哪里談得到外溢、輻射與影響力？。

    從實際出發，我國城市化的下一程，要對密度、集聚、便利、以及更廣義的城市生活質量，給予更高的關注。上一程城鎮化留下的問題當然還要解決，其中的經驗教訓，也非常值得總結。但更重要的是面對未來，以問題導向的態度推進城市化健康持續發展。形象一點說，在撐開的城市骨架上好好長點肉，好好發育城市肌體，是城市化下一程的重點。

    為此，需要觀念更新。在國際城市理論的思想潮流中，有一種“緊湊城市”（compactcity）的主張。這派理論家，反省了城市蔓延帶來的生活不便利、環境不友好，反其道而行之，倡導更充分利用現代技術與管理，通過合理提升、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來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的高質量可持續成長。

    以東京為例。東京圈僅占日本國土面積3.4%，卻集聚了日本人口的28%，GDP的30％以上，當屬密度很高的一個世界大都會城市。但是深入到東京內部，不難發現甚至在市區的中心地帶，還有不少功能規劃失當、便利性差、環境也不友好的地段和建筑，妨礙東京承載更高質量的城市活動。1986年，一家民營企業森大廈株式會社，提出按照“立體城市花園”新理念，對一些“都心”地段實施更新的計劃，并經過十數年的說明、溝通（包括與是政府和城市規劃、管理部門）和堅持，先后完成ARKHILLS和“六本木HILLS”這樣地標性的都心更新工程，為“新世紀[-9.89% 資金 研報]大都會城市”提供了可供各方體驗的樣本。

    特別是六本木HILLS，我兩次利用到東京開會的機會去現場，外行看熱鬧，卻也看得過癮。試想一共11公頃的地面，建成76萬平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辦公、商業、餐飲、社交、藝術展示、圖書館、學院、酒店、媒體、出行樞紐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這么一個步行可及的范圍內，常年居住著800戶人家約2000人，每天有2萬各業員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萬人次的觀光客和消費者上門賞光。別的留給讀者去親自體驗，在那54米高演藝廳的樓頂，居然一片田野風光，種樹種花種草之余，還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市化還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你到了現場就知道。

    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大城市病”的療法是多樣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讓人來、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資、建設和管理的條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可能是一條出路。

    小城鎮的“加密”，可能性就更多了。也是在日本，本州島北陸地區有一個富山市，人口不到42萬，且在老齡化的壓力下，人口總數趨減。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建設更高的生活品質？富山市的策略是“建設緊湊型城市”。我們到現場問，“緊湊”究竟是往哪里湊？當地人的回答是，先改善城市有軌交通，再激活沿線、特別是環車站居住圈，最后目標是吸引老人家到距離車站500米的圈圈里來生活！眼看那美輪美奐的路面電車成為富山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看客自然關心投資問題。富山市長介紹：路軌由政府投資，車輛研發政府資助，但購置新車輛由營運公司從市場籌資，至于各個車站的建設，則由市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捐贈。是的，每個貌似“景點”的車站墻面上，供候車人歇腳的折疊椅，皆有鑲嵌著一小塊刻有捐贈人姓名的小銅牌。

    農村也有合理提升密度的課題。經濟結構變化了，務農人口減少了，加上交通、通訊的改善，為相機改變傳統農村極度分散的生產、居住模式，創造著條件。2003年前后，上海郊區率先提出的“三個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居向集鎮集中，農田向務農能手集中），后來在成都、長沙、江蘇多地推廣并發揚光大。都江堰有個茶坪村，我們多次到訪那里，大多數村民的房子在2008年地震中垮塌，災后重建，特別注意走緊湊村莊之路，把很多散居在山梁上、生活生產極不便利的人家遷到山下，通過結余土地指標籌資的辦法，興建起一個有旅游、度假價值的都市近郊山村，本地村民更為易居，還吸引不少成都的老人家到那里度夏。城鄉兩利，何樂不為？

    要明白，我國的城市化到了一個轉折點。單純服務于擴張城市規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強征強拆，無論從哪一個維度看，都斷然難以為繼。城市化下一程非轉不可，向哪里轉，值得城市的決策主體，管理主體和建設主體思考。如果“以人為本的城市化”不是拿來喊喊的口號，那么如何落地，向那個方向繼續，要有明確的答案。

    比較現實的選項，是在已撐開的城市骨架范疇之內，將城市投資和建設的重點轉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譬如各地修建了不少大劇院，要問一問有沒有演出，有多高頻率的演出，以及什么品味的演出？巴塞羅那不過200萬人口，她那個享譽國際的加泰羅尼亞國立歌劇院，是一百幾十年前修的，有1000個座位，迄今為止每年演出300多場。紐約百老匯和倫敦西區音樂劇，更是讓這兩大全球級城市具有持久魅力之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比之下，近年我國建成的大型歌劇院不少，設施的硬件條件可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擂臺，挑戰是節目組織得怎么樣。好苗頭當然也有，像天津大劇院音樂廳，慧眼識英雄，把北大國發院的一位畢業生錢程選去領銜打理，兩年半時間辦成800場演出，儼然已成中國的一座音樂重鎮。

    這說明，城市發育的設施硬件等“骨架”一旦撐開之后，關鍵就轉到有沒有一批“城市事業家”能組織更積極活躍的城市生活。城市是人的城市，以便利人的活動為上，以人氣為王。上一程我國的城鎮化，似乎比賽的是誰家征地多，誰家新區遠、馬路寬，誰家的建筑高端大氣上檔次。現在到了換賽季，要比一比新本領，賽一賽哪個城市、哪一個街區、哪一個建筑群的人氣更旺，活性化程度更高，經濟文化活動的品質更好，讓普通市民生活更便利，易業又易居。

    在這個過程中，體制機制值得重視，因為體制機制約束著人的行為。約束不當，行為的結果常常事與愿違。城市化下一程以提升城市生活的質量為中心，特別需要一批“城市事業家”，他們可能是市長、企業家、藝術家或普通市民，但共同的職能，就是把大量投資修建成的城市設施充分用起來，組織更加活力四射、更高質量、也對環境更為友好的經濟文化活動，以此發育城市文明，帶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