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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在一些地方和企業調查，了解到目前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很多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相當一部分企業今年以來是負增長。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需求乏力，產能過剩，銷售不暢。這是多年來積累的結構失衡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以傳統的政府擴大投資和貨幣刺激的方式推動經濟增長，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會擴大泡沫，使壞債上升，加大金融危機的風險。因為無論是政府直接投資，還是降息降準，都旨在擴大投資。而當前問題是企業普遍找不到合適的投資空間，沒有好的營利項目。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貨幣供應，貨幣不會投往實體經濟，而是進入股市或者房市。過去這方面已經有深刻的教訓，一定要對刺激政策引發泡沫和債務危機的危險有充分的估計。即便在基礎設施等非生產性領域，盲目擴大投資的結果也往往導致效率下降、壞債上升，使金融風險越來越大。因此，貨幣政策必須保持中性，不能再搞寬松。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規劃重點不應著著眼于短期GDP增長，而要下定決心在未來幾年忍受一個相對低的增長率，同時大力推動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以換取中長期可持續發展。       

      調結構才能穩增長          

      很多人認為，依據凱恩斯主義理論，只要出現需求不足，都可以通過刺激投資來拉動經濟。這個理論是不完整的，它建立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設之上。但事實上兩者不能完全替代。在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的情況下，投資過度擴張，產能不斷擴大，但下游的消費市場沒有相應擴大，必然導致產能普遍過剩。雖然政府擴大投資有可能在短期內把GDP拉上來一兩個百分點，但在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已經高達50%左右的情況下，如果不首先致力于糾正結構失衡，而繼續投資擴張的傳統做法，會進一步刺激供給擴張，中長期會進一步加大供需失衡。我國現在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難題。         

      有一種說法是，不保住7%的增長率，就業就無法保證。這是不對的。一些發達國家3%的增長率，就業情況也不錯。這說明我們這種高增長率低就業率的模式需要改變，而不是繼續靠拉增長來帶就業。過去的高投資率帶動的是鋼鐵、水泥、電解鋁這些資本密集型行業，自然就業率不高。繼續通過投資擴張帶動就業是一個效率很低的方法。況且上一輪刺激政策造成的20多萬億地方政府債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消化。再搞刺激政策，可能使泡沫進一步放大，造成更大的壞債，未來解決問題的難度也會越來越大。

      中國經濟增長需求乏力的情況是過去十幾年逐漸形成的，特別是2000年以后，總儲蓄率從2000年的36.3%提高到2010年的50.9%，上升了14個百分點；同期最終消費率下降了14個百分點，占GDP之比從63.7%下降到了2010年的49.1%。這種情況很反常，是導致內需不足的基本因素。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失衡，同時也與各級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增長和擴大投資，而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改善緩慢有直接關系。

      近年來一個積極的變化是，從2011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超過了GDP增長率，同時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出現回升，至2014年回升約兩個百分點。消費結構也出現優化，居民勞務消費增長開始快于物質消費增長，帶動服務業占GDP比重較快上升。這是當前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積極因素和基本原因。

      但這僅僅是開始，結構調整還遠遠沒有到位，消費率仍然過低，經濟增長的支撐并不穩固。繼續提高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解決中國經濟中長期問題的關鍵。核心是要改善收入分配，改變結構失衡的現狀；為此需要推動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體制、金融體制、財政體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沒有改革的推進，結構調整不可能到位，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在內需支持下恢復動能。這才是中國經濟在十三五期間面臨的最重要任務。       

      不改革，結構調不動          

      我國的金融體制與結構失衡關系密切，需要改革。現在的金融市場仍然是由十來家國有控股的大型銀行主導的，它們占了存貸款總額的多一半。市場導向的民間小型金融機構發展嚴重不足。這些大銀行的貸款主要壓在政府項目和國企投資上，使民營企業資金供給受限，特別是民間小微企業貸不到款，融資成本數倍于大企業和國有企業。金融監管部門強調風險防范，管理措施都放在嚴格市場準入上，抬高了門檻，而真正必要的事中事后監管不到位。這使金融市場成為一個傾斜的市場，缺乏小型民間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的融資和發展非常不利。而這些勞動密集的小微企業發展不順利，自然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產生不良影響。

      財政體制改革是一個關鍵領域。迄今為止，這方面改革的進展并不理想。舉例來說，財政預算公開透明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目的在于讓老百姓能夠對公共財政資金的使用進行有效監督，以防止腐敗浪費，保證公共資金用得合理有效。但去年公布的《預算法》修正案關于財政預算科目規定，按照預算功能分類編到類、款、項，沒有目；按照經濟性質分類的編制，只到類和款。這樣粗的預算編制使人無法看清楚財政資金的具體用途，預算公開透明也就實際上形同虛設。退一步說，預算編制受制于可能的情況變化，事先難以編得過細，但事后的決算為什么不能公布更詳細的內容？而《預算法》修訂案卻對決算的公開透明完全沒有提及。沒有真正的預算公開、陽光財政，沒有嚴格的社會監督，產生腐敗的制度基礎就不可能鏟除。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目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迫切需要改善。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至少要高十幾個百分點，存在大量浪費。政府投資比例也顯著過高，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支出不足，這對民間消費形成擠壓，是導致過度儲蓄、過度投資的重要原因。只有通過改善政府支出結構，使財政資金更多用于民生，老百姓才敢消費，才能拉動內需，經濟增長才有后勁。          

      在稅制改革方面，已經醞釀多年的房地產稅改革有待盡快推出。需要對試點城市的情況、經驗、問題加以總結，成功之處加以推廣，不足之處加以改善。對多套房產的擁有者必須征稅，這是世界普遍做法。這方面遲遲不見動作，似乎也說明了改革的阻力巨大。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少數試點城市的情況至今還未見到公開總結和推廣。減少政府征地、實現土地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改革還有艱難漫長的路要走。

      在戶籍改革方面，國務院去年提出了到2020年使一億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的任務。即使實現了這一目標，現在無法落戶的2.34億城鎮常住人口也只能有不到一半解決戶口問題。目前全國有14個省份出臺了戶籍改革方案，不到一半，而農村轉移人口最多的地方出臺政策卻很少，尤其是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更需要加緊出臺戶籍改革方案。受經濟規律的支配，大城市是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目的地。大城市的戶口控制過緊，戶籍改革的任務顯然難以完成。這也將直接影響到收入分配和消費率的合理化。

      一些地方政府認為，一個農民工進城落戶需要花費十幾萬到二十萬元資金，是一筆龐大的支出，財政難以負擔。其實，這些錢是未來許多年累加計算而得，而且大部分出自企業，不是政府。上述說法的奇怪之處在于，各地政府在搞投資項目時從來不缺錢，很少認為超過了財政負擔能力。一些政府只對投資和GDP感興趣，而對承擔公共服務責任、改善民生興趣不大，說明政府的政績觀和激勵機制必須改變。這也恰恰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只有開門搞改革，改革才能推進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其他有關文件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關系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但有相當部分改革任務的落實仍不理想，對此需要分析原因。

      首先，改革靠誰推動？恩格斯曾指出，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歷史合力，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同樣，改革需要社會各階層公眾的廣泛參與。僅僅依賴職能部門關門制定方案、推動落實，集裁判權和運動員于一身，改革必然走樣。尤其當改革會觸動一些行政部門自身的既得利益時，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社會各階層參與改革的討論、設計、監督，當然會七嘴八舌，引起各種爭論。但只要堅持總的改革方向，讓大家說話，集思廣益，實事求是，總能找到貼近現實、符合大眾利益、為各方廣泛接受的改革方案，也必然加快改革的落實。改革目的本來就是掃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實現公眾利益最大化；沒有公眾參與，這個目的就難以實現。

      回顧歷史，我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執政黨和政權內部的自我革命、社會各界大眾的廣泛支持參與、學術界和知識階層的獻計獻策共同努力的結果。試想如果當年的農村改革沒有廣大農民參與，市場化的企業改革沒有企業經營者的先行先試和廣大員工支持，各類改革沒有各地官民協同積極主動的試驗和創造及學界的爭論和探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今天的改革，同樣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載于《中國改革》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