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舉行的中

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稱“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一概念為“十三五”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經濟決策的出發點將從重視擴大需求、進行經濟刺激，轉向重視要素供給，進行結構性改革。
     轉向供給側可以說是眼下中國經濟的一劑對癥良藥。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問題在于長期實行需求側調控方式，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擴大需求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是這一辦法多有弊端，比如出現債務率過高、產能過剩、通貨膨脹等問題，美國上世紀出現的“滯脹”就是長期刺激的最終產物。目前，中國還沒有到“滯脹”的程度，但也無法繼續通過刺激需求實現可持續的健康增長。
     而且，中國目前的情況更為復雜，屬于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時出現。因此，不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現的“后凱恩斯癥狀”，還要進行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同時要提防增速換擋期間過快下滑。那么，在供給側實行什么樣的改革政策至關重要。
    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我國可能接下來將在產業層面進行減產、加快企業的并購重組，調控層面不僅僅靠貨幣政策的方式更加注重財政政策的使用；而供給學派非常重要的減稅，在我國可能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減稅，而是進行財稅制度的改革；在資本層面進行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這四大路徑不僅直面中國經濟重點難點、對癥中國經濟痛點，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開啟經濟新周期。
   
產業層面：減產能 加快企業并購重組
            　　
    在中國供給學派的經濟專家來看來，“供需錯位”——“供給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滿意的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這種短缺不可能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在供給不足的同時，國內的傳統工業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產能過剩的實質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憑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加以解決。對于新供給學派來說，解決“供需錯位”的問題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給端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產能過剩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嚴重瓶頸，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在減產能方面切實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實質性進展。工業企業盈利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時間，如果這種局面再繼續拖下去，不僅企業經營困難加大，而且金融、財政的風險也會進一步加大或者凸顯。解決這種局面的關鍵，就是在減產能方面有實質性的操作。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認為，盡管有些行業有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并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供給的結構不能滿足需求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這就要求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要通過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資產重組，使它恢復青春，繼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興力量，逐步替代傳統產業的衰減。
     此外，劉世錦建議，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實現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創新的環境；進一步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等。
     在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智庫理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范棣看來，解決產能過剩將可能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加快企業并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第二，擴大出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等開辟新的需求市場，加快產能輸出，將工廠遷移至中亞、非洲等國家，在供給端消化產能；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的三個路徑：采取政府購買商品房轉為公租房或保障房；繼續降低房貸利率減少購房成本以刺激需求；加快農村人口向市區的遷移聚居。
     中國區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丁任重指出，就產業結構視角而言，一方面要加快服務業發展，特別需要重視新興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繼續強化服務業良好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要加大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力度，及時淘汰僵尸企業，鼓勵向國外輸出內部過剩產能，加快去庫存速度；此外，在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需要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彌補傳統產業的萎縮。
     就在本月國務院剛剛出臺了三個方面措施促進產業升級，這些政策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發力。具體是發布工業企業技改升級指導目錄，編制年度重點技改升級項目導向計劃，引導社會資金等要素投向；簡化前期手續，推動并聯審批，加快項目落地。此外，還有一些財稅金融支持措施，這是一個“組合大禮包”。
     如此看來，加快企業技術升級改造，使“中國制造”強筋健骨、提質增效，形成競爭新優勢，無疑是改善供給和擴大需求的重要舉措。其實，國務院早已發布了從多個方面推動“供給側改革”的產業政策。上周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就部署從供給側的創新來實現居民消費的升級。
   
調控層面:從以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
            　　
    所謂“供給端管理”的核心思想，就宏觀政策的調控而言，供給調控方式更傾向于穩定貨幣供給，減少政府赤字，讓經濟在一個低通貨膨脹率的環境中復蘇，從近兩年政府的經濟改革系列政策來看，也正是其主要內容。
    “要從以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因為從今年來看，貨幣收縮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只能是微調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現在主要起宏觀調控作用的只能是財政政策。”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指出。
      周天勇認為，宏觀調控的根本性轉變，就是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總量調控就是調控財政發債規模，貨幣政策中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貸款的行政指標控制，這些都是總量控制，但問題是總量調控往往在調控嚴厲的時候首先受影響的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的貸款，一旦壓縮貸款就是保國壓民、保大壓小、保政府壓社會，這樣將導致就業更加惡化。
      “而貸款增加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項目、大企業大資本和國有項目，這些項目對就業的增加不顯著。”周天勇進一步解釋稱，所以總量控制有一定問題，宏觀調控必須轉到結構方面。調控結構說的是調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貸款的時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業的地方，財政政策的設計上要放在解決就業和居民消費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歷次刺激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導致資源配置違背市場規律。通過刺激總需求產生的經濟增長往往“有量無質”，伴隨著高杠桿、高通脹等風險，因而難以持續。這導致擴張政策和緊縮政策頻繁轉換，資產市場波動加劇，經濟周期不斷縮短。
       對此，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更多取決于結構改革，目前政策已經非常寬松，希望通過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黃益平指出，過去全球危機時各國都使用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發揮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經差不多了。美國開始已經往回收；日本量化寬松還在繼續但似乎進一步的空間也不是特別大；歐洲可能會有進一步的量化寬松，但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潛力已不是很大。
      “明年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仍然是非常疲軟，對世界經濟來說，經濟增長的前景，下一步恐怕取決于各國結構改革推進的程度。”黃益平認為，從理論上來說，中國下一步還能寬松，但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否探底回升，核心的問題是舊的產業即將過去，新的產業能否形成。這些新的產業就是結構改革，一系列的經濟改革。
       作為“新供給學派研究小組”的代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看來，從原來貨幣政策的“從緊”和財政政策的“穩健”搭配，轉入“新常態”下的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搭配之后，堅持有所區別地對待“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支持深化改革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改進，便是通過“供給管理”加強了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了國民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支撐條件，并適應了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客觀需要。
            　　
財稅制度：不是單純減稅而是進行財稅體制改革
            　　
    從供給側進行宏觀調控，就意味著政府必須減少稅費。
    企業的稅負成本的確較高，尤其是最近幾年取消了稅收優惠政策之后，實際稅負出現上漲。周天勇坦言，稅負太高，主要表現在宏觀稅負，發展中國家一般在18%~25%比較合適，現在我國達到34％，幾乎和發達國家接近，但是卻沒有提供像發達國家那么好的福利，而且這么高的稅負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三公”支出上，沒有花在民生上。此外，現在的稅收結構中，大量的是間接稅、流轉稅，主要是向生產經營環節征稅，包括消費稅都是向企業生產環節征稅，直接征收的稅很少，這樣就影響創業，特別是影響小微企業和制造業，對創業、增加就業不利。
    “所以，從整個政策理論以及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來看，供給學派的減稅理論是可行的。”周天勇說，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是在思路上要從凱恩斯主義的思路轉向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管理，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也要轉型。現在，我國的居民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太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每年都遠遠高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稍有數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國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低，結果必然是國富民窮。這將使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提高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精神成為一句空話。
     在丁任重看來，從財稅金融政策視角出發，要加快稅收體制改革，尤其要加大稅收減免優惠力度，為中小微企業、科技型企業、走出去的企業松綁減負。要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成立財政引導發展基金用于支持、獎勵重點產業領域企業的發展。要不斷提升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能力，降低貸款利率，緩解企業融資難問題，鼓勵金融機構將資金投向有效供給不足的產業。
     此外，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相對供給管理一般意義上的減稅，對中國來說，更急迫、空間也更大的政策選擇是加大服務領域的有效供給，例如國務院常務會議剛剛審議通過《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將居民和家庭服務、健康、養老、旅游、體育、文化、法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教育培訓等10個領域作為重點，增加服務有效供給。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指出，財稅體制改革將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讓政府財力運行于陽光之下；同時匹配合理的事權和支出，既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也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來揚棄和升級傳統的“GDP錦標賽”。此外，完善稅制，規范非稅收收入，進一步理順政府間收入劃分，改進轉移支付制度。
            　　
資本層面：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
            　　
     多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需求管理產生了諸多弊端，制約了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化解積弊、激發經濟活力是本次供給側改革的首要目標。目前貨幣政策量價都已經比較寬松，但對實體經濟的傳導效果有待提升。金融系統應當充分發揮對資本流動的引導作用，大力提高資本供給的有效性和穩定性。
     不少專家認為，需要加快健全央行政策利率體系，理順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傳導的機制。需要按照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要求，改進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和考核，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
      供給學派指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有效供給和利用；在各個要素中，資本的作用最為重要。因此，在供給側改革的框架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社會總供給的結構優化，而社會總供給的結構優化則立足于資本供給的改善。
      中國人民大學漢青研究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勇指出，資本供給的滯后限制了這套組合拳的威力。作為“雙創”主力軍，中小型企業間接融資能力不足，制約了企業的創新活動。對于“走出去”的企業而言，高昂的國內融資成本削弱了國際競爭力，導致優質項目難以實施。
      李勇舉例說，國內企業即使獲得了“兩優貸款”，其融資成本也不低于2%，而歐洲、日本企業的信貸成本則能控制在1%左右。如果該企業求助于國內尚未成熟的股權投資基金，目前往往會被要求支付優先股，其融資成本不降反升。
      “因此，必須通過金融制度創新，進一步提高國內資本的配置效率。在直接融資領域，可借鑒美國模式，通過發展股權眾籌、股權與產權交易市場等，逐步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合理滿足企業在不同規模、不同階段下的融資需求。”李勇指出，在間接融資領域，可借鑒香港模式，降低單牌照銀行業公司和有限持牌銀行的準入門檻，正確疏導民間資本進入間接融資渠道，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
       賈康建議，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切實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大力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李勇進一步建議，監管體系改革應當以維護資產市場穩定為重點目標。目前，我國資產市場的參與者種類眾多，由不同部門進行分業監管，難以實現對風險的統一管理。因此，監管體系改革應該構建“大金融監管”，加強監管協作，穩定資產市場，切斷風險向實體經濟供給側的傳導。
      邵宇指出，金融體制改革則是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通過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機構門類，來優化現有的主銀行金融體系；同時積極培育公開透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為創新創業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監管和風險控制。

            證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