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確實比較復雜。例如要讓僵尸國企不生存，從理論上來說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個大國企關掉，它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執行的時候肯定會比較謹慎一些。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頂層設計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終實施的時候還是通過各個部門去落實，而各個部門的考慮和動力不太一樣，所以有時候不同的部門，政策推進差距很大。現在的有利之處是，有了頂層設計，那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實施和落實方面的協調，共同推進。
　　就國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國企要被關閉、被兼并或被重組，政府擔心的無非是幾方面的問題：第一，如果工人失業，會不會有社會問題;第二，會不會有很多不良資產——銀行的不良貸款過多會導致問題;第三，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三個問題，有可能導致改革推進變得非常困難。但反過來看，不推進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們確實擔心失業問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繼續運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個效率更高?答案顯而易見。
　　并且，目前我國有一定的社保體系，與過去什么都沒有的改革環境已大不相同。同時，與過去勞動密集型國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國企盡管規模很大，但是其實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就業的問題其實是能夠被化解的。
　　不良資產的問題也同樣可以化解。其實，通過給僵尸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讓它們的不良資產不爆發，這更加危險。
　　如果現在不處理，不良資產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重——這非常重要。我們已經見到很多企業，在2008年或2009年本來要破產了，結果在2009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產了。唯一的區別是，現在的負債已經比那個時候龐大很多。
　　從目前來看，以我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或者說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是有可能的。比如，過去通過資產管理公司，將一部分不良資產先放在一個單獨的平臺上，慢慢化解。
　　第三個問題就是影響GDP增長：關閉國企使當地的經濟暫時不活躍了。這正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確實考驗頂層的決斷力。如果我是市長，估計我也不愿意關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問題會更大。
　　因此，頂層設計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其實意味著頂層的協調和頂層的實施，大家一起來推動這件事進行。
　　有競爭力的產業形成后經濟增長才會企穩
　　所有的改革政策，兩年前都已經告訴我們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確，即市場機制要在市場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F在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落實。
　　因此，經濟增長短期的觸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觸底回升都不可持續。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平穩住，甚至有所回升，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企業，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性改革，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對經濟穩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想說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發揮顯著作用，將有很明顯的時間滯后，不會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長就回升。
　　過去，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宏觀經濟問題，即經濟上下波動，并進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現在的問題是，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增長潛力，核心問題是下一輪中國經濟靠什么產業支撐，如果這個產業都想不出來，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增長潛力，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為最終，GDP是靠企業、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
　　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就是以前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下一個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還在形成，有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它其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產業升級真的非常關鍵。
　　金融市場的紀律問題很重要
　　我目前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金融市場的紀律問題。比如利率定價給放開了，但是如果借錢的人沒有后顧之憂，借了錢不需要還，或者存在軟預算約束、剛性兌付，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此，現在我很關心國企改革問題，尤其是那些做得不好的、產能過剩很嚴重的，即僵尸企業能不能退出，如果它不能退出的話，對于提高資源效率會有很大的約束。
　　一方面，它要占有很多資源來讓它繼續運行、繼續生產;另外一方面，這其實與鼓勵創新相違背。我跟企業家交流，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政府什么時候會出臺更加大的政策，看我什么時候能熬過去：如果明年初政府宣布很大規模的方案，那我再熬三個月就過去了。如果做得不好的企業能分到很多資金，那大家也就都沒有很大的動力去創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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