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中國國企改革的關鍵屬性是務實，這是確保改革有序推進的前提。目前，本輪國企改革正從頂層設計階段過渡到貫徹執行階段，雖然改革進程顯得有些不溫不火，但無論“1+N”的頂層設計，還是“試點+地方”的執行模式，都是基于中國國情的務實選擇。
　　
　　在去產能口號之下，新一輪國企改革舉國關注，其路徑與效用如何？歷史改革和當下狀況有什么類似與不同？國企改革的障礙與突破口何在？這對資本市場又意味著什么機會？
　　對于金融市場而言，最大的危險是不確定性。一個模糊的利好信號，可能比一個確定的利空信號更容易引發市場擔憂，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經濟是一首“冰與火之歌”，減速增質是核心關鍵詞，經濟結構鳳凰涅槃，經濟轉型萬物生長。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心存憂慮，一部分是因為對增速下滑感到憂慮，更大一部分則是因為對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缺乏信心。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核心動力是改革，缺乏信心既可能是對改革內容不滿意，也可能是對改革落實沒把握。
　　2016年新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劇烈的雙向波動和人民幣匯改面臨的巨大挑戰就已表明，改革方略即便正確，若沒有審時度勢的有序推行，往往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風險。因此，改什么和怎樣改，同樣重要。
　　
國企改革

　　中國的改革是以提振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企業效率是經濟效率的核心，因此，國企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重心。國企改革的本質是體制機制改革。以1983、1993、2003和2013為大致分界點，中國國企改革已成功完成三輪，正在進行第四輪。四輪改革核心分別是政企分開、產權改革、國資管理和義利重塑。
　　義務和利益的匹配機制重塑，是一個涉及簡政放權和激勵相容的敏感方向。正因為敏感又重要，所以，改革的方向必須堅定，改革的方式則必須務實。事實上，務實是本輪國企改革的核心風格，勢必會在改革全盤中都有體現。以2016年3月兩會為模糊分界線，伴隨著“1+N”的陸續出臺，本輪國企改革正從頂層設計階段過渡到關鍵的貫徹執行階段。
　　頂層設計解決的是改什么的問題。圍繞利益這個核心關鍵詞，改革內容已經體現了務實風格：依托分類改革、管資本、混合所有制和國企黨建等重點，形成“黨盯住國家利益——職業經理層盯住商業利益——國有資本投資經營公司盯住股東利益”的利益協同機制，實現三種力量的相互制衡，保障國家利益、商業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共同優化。
　　而接下來，貫徹執行階段的核心任務，在于找到一條可行、高效的執行路線，以解答本輪國企改革怎么改的核心問題。首先，該路線必須明確改革的形式。改革形式應當平衡收益與成本，使改革收益滿足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求，進而使改革成本適應當前社會的承受能力。其次，該路線必須明確執行的主體。執行主體應當兼備動力與能力，使本輪改革落實有后勁、有深度、有成果。最后，該路線必須符合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與經驗，適應當前中國國情與國際環境，從而降低執行難度、擴大落實效果。
　　
“試點+地方”模式逐步成形

　　根據筆者的觀察，目前，在一系列改革新政的驅動下，本輪國企改革的執行路線不斷清晰，“試點+地方”模式正逐步成形：
　　一方面，改革試點全面升級。2016年2月，國企“十項改革試點”落實計劃公布，并將作為今年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加以推進，標志著改革試點的全面升級。本次“十項改革試點”的內容包括：落實董事會職權試點、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試點、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試點、企業薪酬分配差異化改革試點、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中央企業兼并重組試點、部分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工作試點、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試點。相比于2014年央企“四項改革試點”，本次試點不僅內容更為豐富，改革深度也實現大幅突破。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例，本次試點將深入部分重要領域，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壟斷行業推進混改。對于歷史上屢遇困難、多次反復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改革，本次試點也將迎難而上，再度進行探索和完善。
　　另一方面，地方改革自主權持續增強。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指出：中央通過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基層改革創新，既鼓勵創新、表揚先進，也允許試錯、寬容失敗，營造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濃郁氛圍。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也首次提出“賦予地方更多國有企業改革自主權”。目前，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已初步顯現。2016年初，共有24個省、市、自治區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地方國企改革進行了明確部署。近期，上海、廣東、山東、江西、四川、重慶等地區的國企改革細化方案和試點計劃相繼出臺，為改革落地提供了詳細的實施措施。
　　
“試點+地方”模式是務實的執行路線

　　原因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試點+地方”模式是可行的。所謂可行，就是能夠協調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改革收益需要達到預期，改革成本則不能觸及底線。從理論來看，“先試點，后推廣”的改革形式從三個方面滿足了這一要求。第一，試錯成本低。由于試點的規模小、范圍窄，試錯成本可控，避免了激進式、全局化改革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或嚴重社會問題。第二，改革步伐大。由于成本可控，試點中更易于放開改革步伐，擺脫理論或傳統的桎梏，在實踐中直接形成制度創新。并且，同一批次的多個試點間會進行競爭性的制度創新，加速改革方案的成熟。第三，推廣過程平穩。試點的成功能夠有效地凝聚改革共識，減少思想分歧和改革阻力。同時，試點的經驗提供了詳細完整的操作方案，易于新制度的大范圍移植。從歷史來看，“先試點，后推廣”始終是中國國企改革的基本形式。利稅改革、承包經營責任制、股份制改革等重大制度創新都在試點中產生和完善，再通過政策文件向全國推廣。改革試點及推廣期間，中國經濟總體保持平穩增長，未出現“休克療法”式的劇烈震蕩。
　　由于當前國內外經濟進入雙重“新常態”，本輪國企改革對于改革成本格外敏感。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遭遇“三期疊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尚在攻堅元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正面臨巨大挑戰。重壓之下，雖然201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回落，但財政赤字率目標從去年的2.3%躍升至3.0%。在赤字壓力上升的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對于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相對有限。從國際來看，當前全球經濟依然呈現弱復蘇勢態，潛在經濟增長中樞持續下降，并伴隨著嚴重的多元化退潮與全球化退潮。特別是2015年四季度以來，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高漲，與地緣政治風險相互疊加，各國間博弈日趨激烈。受此影響，“唱空”中國的聲音屢屢出現，國際評級機構近期也加入其中。
　　因此，當前改革的外部干擾因素和潛在風險正在不斷增強，更需穩中求進。基于國內外復雜形勢，激進式、全局化改革無異于主動暴露軟肋，可能引發難以承受的改革成本與風險。相比之下，“先試點，后推廣”能夠有效控制成本和風險，遵循了中國改革“蹄疾步穩”的一貫風格，是當前改革形式的較優選擇。
　　另一方面，“試點+地方”模式具有高效的執行主體。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均表明，地方政府兼具改革的動力與能力，能夠在改革第一線發揮強勁的推動作用：第一，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給者。借由地方政府的力量和智慧，頂層制度設計才能適用于中國復雜而多樣的基層環境，并最終以各種具體形式提供給微觀主體。第二，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需求反饋者。地方政府與地方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存在長期合作博弈，對微觀主體的制度需求最為敏感。在改革中，地方政府能夠代表微觀主體的合理訴求，與上級政府進行有效協商，從而為微觀主體爭取正當的改革空間和政策資源。第三，地方政府在改革中還直接承擔著制度創新的重任。在頂層設計未能覆蓋的領域，地方政府的自主創新往往能夠提供新的思路。其中成功的部分會為中央所采納推廣，進而惠及全國。
　　在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上，第二點和第三點相互結合，常常“自下而上”地攻克改革難點。例如，1981年春，山東省率先在所屬國有企業推行經濟責任制，其后在全國得以推廣；至1982年底，全國已有80%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35%的商業企業實行了經濟責任制。
　　由于本輪國企改革的特殊性，發揮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顯得尤為關鍵。與之前的國企改革相比，本輪國企改革呈現兩大新特征。首先，本輪國企改革是高度市場化條件下的改革。隨著近年來市場機制的大幅完善，微觀主體力量崛起，在本輪改革中擁有空前的話語權和議價權。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諸多領域，地方政府必須直面微觀主體的制度需求，并與其展開復雜的改革博弈。因此，只有及時下放事權，使地方的改革權力和改革任務相匹配，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能力和效率。其次，本輪國企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的改革。本輪國企改革的挑戰不僅在經濟目標本身，還將直接觸及就業、民生和諸多歷史遺留問題。部分地區將存在較高的局部風險。地方政府能否妥善處理問題、兜底風險，能否兼顧經濟目標和非經濟目標，將直接影響該地區國企改革的節奏和程度。因此，必須重視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政策空間和適度的財政支持。
　　筆者認為，本輪中國國企改革的關鍵屬性是務實，這是確保改革有序推進的前提。目前，本輪國企改革正從頂層設計階段過渡到貫徹執行階段，雖然改革進程顯得有些不溫不火，但無論“1+N”的頂層設計，還是“試點+地方”的執行模式，都是基于中國國情的務實選擇。中國國企改革，目標是理性的，過程是漸進的，雖然短期成果顯現有限，但筆者對中長期前景依舊保有期待。
　
搜狐財經·FT中文網 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