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

　　新浪財經訊 第十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出席并發言。

　　以下為會議實錄：

　　楊瑞龍：非常感謝會議主辦方的邀請。我發言的題目“走出高增長依賴癥下結構調整的困境”。

　　第一個問題，談談為什么總是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中左右搖擺。或者說為什么調結構老是雷聲大雨點小，總是落不到實處。調結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別是2008年危機以后的4萬億計劃，盡管2009年3月迅速反彈，但是4萬刺激計劃帶來了諸多的后遺癥，大量刺激資金流向了國有控制的重化工業部門，這樣導致過剩產能更加嚴重、結構更加扭曲。4萬億的刺激計劃并沒有影響實體經濟，大量流向房地產，導致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擠壓了實體經濟，更為重要的是2008年以后傳統經濟增長要素發生不同程度的變異。2008年前的3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工業化紅利、高儲蓄等等，我們歸結為傳統增長要素。2008年以后，傳統增長要素程度不同地衰減，從而導致了現在的潛在增長率的下行。假如沒有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中國經濟也可能到一個拐點。如果我們判斷最近經濟增長的下行主要是源于潛在增長率的下行，中央對于新常態的判斷，這種下行是源于潛在增長率的下行。如果是這樣，學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時候采取刺激計劃，無助于財富增長，反而產生資產價格泡沫化。所以這兩個都可以證明結構調整重要，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中大家都沒有疑問。但為什么大家取得共識的問題，我們在實際中無法得到有效進展。

　　原因在于，我們所講的結構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結構，這種利益結構和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有關。換句話說，當前面臨的機構是既定增長和體制模式下的一種利益結構。如果要用人為調整，在轉型中一定是有一個對增長有負效應。這時候往往表現為行政手段，關停并轉來調結構，短期效應一定是需求下行，特別是政府投資需求下行，這就帶來增長巨大壓力。中國傳統模式中存在著高增長依賴癥，我們國家之所以對速度非常在意，原因在于在既定體制下對速度有很高的依賴癥，我們采用非均衡的增長模式和發展戰略，要求用一定的速度來維持體制模式，類似潤滑劑一樣，不是我們喜好速度、不是偏愛速度，是因為如果要維持這樣的改革模式和發展模式必須要運行這樣一個速度。當有速度的時候可以批評速度，但當沒有速度的時候，我們體制的自我循環系統會發生嚴重變異。

　　假定我們連續用行政手段導致投資下行，速度進一步下行，可能就業會出問題。我們在談假定過剩產能關門，實業會怎么樣。還與地方財政有關，中國目前的體制地方政府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地方財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經濟下行，地方財政會出現問題。還有社會保障系統，人口老齡化之后也需要經濟增長來幫助構建。如果就業出現問題，收入就會有問題，那消費也會有問題。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也會帶來國防問題，國防預算問題，教育投入問題。再進一步經濟下行，可能經濟環境中微觀主體對未來預期看差。總而言之，我們的體制對速度有很強的依賴，速度與結構產生矛盾沖突，短期內往往導向速度，這就是為什么在理論上和邏輯上都明白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結構問題，但實際政策使用上我們往往導向保速度。原因就在于，我們有一個高增長依賴癥。

　　為什么我們老是半途而廢，在調結構總是說的比做的多，調結構我們往往遇到一個短期目標，我們老在糾結穩增長、調結構哪個放在前面。最根本原因在于速度問題。以上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左右搖擺，最后為什么我們導向一個短期目標，保速度，是源于中國體制下和增長模式來，短期內速度遠比結構重要。

　　再簡單講講，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是什么。這個問題與前面一個問題相呼應。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中國學者把這樣一個簡單問題說的大家越來越不明白。我學了幾十年的經濟學，我本來是明白的，供給側改革就是供給側角度調結構，但是現在看了很多文章，越來越糊涂了，不知道說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供給側結構改革實際上是基于原來的增長模式下的結構，導致增長質量下降、效率低下，無非要通過供給側要素，資本、勞動、效率，從這個角度提高增長質量。具體來說，通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消滅僵尸企業來降成本，來實現這樣的目標。這是微觀上最簡單的調結構內容。

　　宏觀上怎么說。源于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判斷，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主要因素是結構性因素，不是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是源于傳統增長要素發生了變異，人口紅利減了，我們要通過結構性的改革讓傳統增長要素繼續發揮作用，然后培育新的增長要素，比如通過城鎮化挖增長潛能，提高消費力，通過廣義的產業結構，發展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新產業。供給側結構改革指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結構”，結構就是剛才講的兩個層次的問題。

　　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基于我的判斷，無論是結構扭曲還是增長要素變異，背后都是體制問題。如果這樣一種體制不改變，傳統增長模式就無法發生變化。傳統增長模式不改變，微觀層面的結構問題、廣義的新增長源泉培育都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最終歸結為一點——改革，改革是結構性調整內在邏輯歸宿點。習近平總書記在講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時候說“供給側結構改革核心是結構調整，關鍵點是改革。”我們都在說“兩學一做”，都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我們要弄明白關鍵點是改革。改什么？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非常清楚，“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這是調結構的根本出路。

　　怎么樣讓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還是回歸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黨的改革路線。政府與市場資源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改革落到實處具體來說就是政府和市場關系，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現在這二者關系很難擺，現在離開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就沒有邊界，不能離開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妄談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如果發揮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在這個邏輯前提下來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就有邊界了。調結構過程中的一些難題，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消滅僵尸企業也要以這個原則，就是市場導向。

　　舉個例子，2011年至2013年，發改委領導的去產能，當然它對有色金屬、煤炭、鋼鐵等產業進行了去產能調整，關停并轉。有作用嗎？有。2011年到2013年這些產業做了很多消減。但是同樣2011年到2013年這樣一些產業又增加了產能，結果發現增加的產能遠大于調整的產能。原因非常簡單，為什么有過剩產能，政府對產業進行了干預，這就會進一步背離，還有中國地區考核指標，二者加在一起會扭曲產業的收益成本，從而導致了過度供給，過剩產能的背后邏輯也就是政府背后過多干預。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傳統產業過剩，新興產業也會過剩。

　　2011年要發展光伏產業，說是新產業，大家都上。新產業本來應該引入市場機制，但發改委、地方政府二者一配合，導致了光伏產業過度的財政補貼、過度的政府干預，各地紛紛上馬。前幾年光伏產業，中國是世界產能的70%以上。現在遇到困難，其實并不是說光伏產業沒有前景，為什么在中國遇到這種困境，是政府過度干預導致的。所以產能過剩并不一定發生在傳統產業也可能發生在新興產業，現在在推新業態，如果政府干預過強仍然可能產能過剩。所以結構性改革中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供給側結構改革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是怎么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按照黨的指示精神，調整所有制結構。我們既要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更要發揮非公有制企業、民營企業在市場中的作用。現在所謂的產能過剩部門都在哪兒？唯有國有部門，所以背后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另一個是改革動力問題。除了意識形態的問題還有一些觀念問題，過去30年我們的改革還是中央政府主導下、黨的領導下主導的，我們有地方政府，財政分權，導致地方政府通過經濟發展追求政治上的升遷，這樣地方政府和企業合謀，他們在合謀過程中進行投資、進行增長的過程中各得其利。地方政府基于指標基于稅收獲得了政治上的升遷，企業獲得了改革的利潤最大化，企業和地方政府合謀獲得最大化的主要途徑是中央改革的優先權，有改革優先權就有特殊體制優惠政策。現在這種體制導致了一系列的腐敗問題，現在反腐敗，要重新整理這種關系。但是關了一扇門要開一扇窗，所以當前結構性改革遇到的問題是改革動力出現了問題，這是我們國家的懶政、庸政。有的地方領導發現我不干風險更小，可能選擇不干。所以懶政、庸政背后是改革動力的問題。所以怎么塑造新的改革動力，讓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到實處，這樣供給側結構改革，通過改革解決問題，沒有改革一定沒有結構調整。

　　改革就是三個層面的問題，要好好做。怎么做。中央黨的文件都說的很明白，好好學習鄧小平理論，好好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好好學習十八大三中全會指示精神，落實黨的精神，落到實處。不學習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學習黨的理論就沒有出路，所以聽黨的話、好好干。

　　如果這個邏輯明白了，當前更不要把供給側結構改革與需求管理對立起來。短期內我們對速度還有很高的依賴度，供給側結構改革總體來講是長時效的東西。頭暈，頭暈的表象是發燒，其實心血管出了問題，心血管的問題要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發燒要用心血管來解決。我們需要把速度壓下來，我們把體溫壓下來，最好不要和心血管的毛病沖突起來。現在有不好的傾向，把二者對立起來。特別是短期內我們對速度有依賴，我們要維持一定的速度，這個條件下騰出時間更好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否則大家都在講供給側改革，但是沒有動作。我簡單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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