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熱詞,被作為十三五期間經濟工作主線而確立。因為提供終極產品的是企業，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毫無疑問，國有企業弄清并能順利推行供給側改革，對這場改革將起決定性作用。

   國企改革，轟轟烈烈搞了幾年，很多一致預期被證明是對的但是很難得到落實：國企擴大規模速度，沒有等來繁榮興盛，卻留下一堆沉重的包袱；轉型升級講了若干年，嘴皮起繭了，似乎向中高端的路仍然遙遠；保增長是整個“十二五”期間排在頭一位的主題，然而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的企業效益同比下降6.1%，成為17年來的首次負增長；打破壟斷年年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然而混合所有制經濟幾被暫停；股市也是實體經濟，沒有等來6200點，卻等來一場空前的股災，被迫回到真正的實體經濟上來；……確實，打破改革的局面太難。正在國企改革困難重重時，一架發動機轟隆隆地響起來了，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改革”，簡單五個字，透露的信息重大而沉重。它超出理論家的探索，顯示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調整，顯示中國發展思路發生重大變化。

    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題是保增長，因為從2011年經濟下行難以遏制。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換檔期、經濟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增長動力的重大調整和變化。“三期疊加”和新常態解決的是“怎么看”的問題。2015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問題，供給側改革是找到了辦法，解決的是“怎么干”的問題。

    我們往高處站站，從前40年來看，可能是另一個感覺。這就是，中國正在經歷第四次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重啟。2015年11 月，習近平提出供給側改革，提出5大要素，被稱為習近平經濟學的初步形成，這可以視為一個新的歷史轉變。我從1978年起便投入了經濟改革，參加四次經濟改革全過程，幾乎沒有留下空白，而且一直在焦點問題上發言。我認為，中國四次經濟改革，國有企業也隨著形勢變化而變化，而且總處于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開放催化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有企業在原體制下進行機制創新，內容開始是物質獎勵、廠長負責制，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強調商品經濟，其后是企業承包責任制與三項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具有體制封閉性特征，一潭死水，死氣沉沉，體制外的改革鄉鎮企業很有氣勢；第二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國企改革，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搞了五年，啃不動，1995年8月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看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發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產能，把輕工業推向市場，接著把一批央企從政府分開。第三次，是2002年加入WTO，內部體制機制因為剛剛動過，雖然很不透徹，但是紅利出來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手搞開國資改革，并沒有大的突破。后來也沒有大動，但是融入國外這個大體制，產業梯次轉移，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回過頭來看，199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只有5483 億，去年是15 萬億，增長了27 倍，而中國的財政收入構成主要是企業稅，數字足以說明加入WTO的紅利。現在的供給側是第四次重啟，這場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一開始就很被動，國際體制優勢變成劣勢了，金融危機深度影響，經濟下行。搞了兩年，僵持著，推不動。2015年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開始了供給側改革。

    2015年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開始的是供給側改革，是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階段。幾乎每輪經濟體制改革都分成兩塊，前面吆喝得厲害，但是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搞了幾年，再換一個法子。第一輪是1978年開始，1984年強調商品經濟是第二階段；第二輪是1992年開始，1998年“三年脫貧解困”是第二階段；第三輪是2002年開始，實際上是2003年國資改革開始，2005提出轉變發展方式是第三階段。第二輪與第四輪經濟改革特別象，都是最后兩項改革合龍了。一個是產權體制改革，一個是產業結構改革。當我們踏進2016年門坎時，不由得想起1997年的年底。此前連續五年的國企改革，也是總難突圍。從1998年起，氣勢磅礴的關停并轉、抓大放小直面而來，于是有了國企的“三年脫貧解困”。國企改革與國企結構調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紀的國企改革紅利，有了央企快速發展的十年，似乎歷史的輪回又把我們推到到這一關口，國企又到了脫胎換骨的時候。

    現在，中國的第四輪經濟體制改革第二階段已經在路上了。這四輪改革，大體上是每個階段十年時間，正好對應中央四代領導集體。這樣一看，對目前的供給側改革，我們便站在一個歷史高度上了，恐怕對現在的供給側改革，我們就不能就事論事了。

  我們放下望遠鏡，再換上定焦鏡頭對第二輪改革與第四輪改革的第二階段進行比較分析。就會對供給側改革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了。我國國企目前面臨的局面與1997年非常相似。財政部4月26日發布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國企營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國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產的國營鋼鐵企業又重新點火恢復生產。這些消息背后，是國企面臨的嚴重困境。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上一輪國企改革過去20多年后，國企儼然又“舊病重犯”。

    1997年前后，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負債率高，虧損嚴重。1997年上半年，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額高達342億元，占當時工業企業虧損總額的61.7%，虧損面積達47%，而企業負債率則平均高達78.9%，其中，煤炭、紡織、森林、軍工等部門占全部國有企業虧損的80%左右。第二，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投資收益率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國有企業凈資產收益分別約為4.5%、2.5%和2%，而非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在這三年中分別約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國家的巨額補貼。加入WTO前，國家財政用于國有企業的補貼累計達3653億元。此外，除了財政補貼，國有企業還可以享受比非國有企業低許多的地租、貸款利率等“隱形補貼”。

    造成國有企業虧損和投資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約了國企的活力。受之前計劃經濟的影響，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業治理結構使得國有企業缺乏市場應變能力。二是，冗員問題嚴重，國有企業背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1997年，國有企業富余人員約為2400多萬人，占全部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的25%—30%。1997年之前，國有企業每年要負擔2740億元的職工服務、社會事業、養老金等費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國有企業利潤總額僅有226億元。第三，產能過剩，價格競爭嚴重，影響國有企業的資產價值。1992年以來，全國掀起了一輪加速投資高潮，而體制障礙又導致去產能和去杠桿緩慢，在高速的信貸投放下，資源錯配嚴重，大量資金流入國有虧損部門，1992—1996期間積累了大量低效的產能，不少行業產能利用率不到40%。產能過剩帶來了行業內的惡性競爭，持續的價格戰壓低了產品和相關國有企業的資產價值，客觀上也導致了國有企業的高負債率和來自政府的巨額補貼，這一情況在紡織業中最為常見。

　 為什么上世紀末的已初見成效的國企改革在進入21世紀后的幾年里逐漸冷卻？為何國有企業這些原有的問題會重新出現？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政企不分”改頭換面。第二，中國加入WTO等關鍵事件客觀上削弱了改革的政策影響。這些原因使得當下的國企雖然存在諸多問題被掩蓋了，2012年后失去全球化體制優勢后，一下子都暴露出來了。2008年，政府決定投入四萬億，86%的資金被用于交通運輸、能源設施建設、地震設施建設和邊遠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這些行業中大型國有企業所占比重極高，而最終取得投資的也是這些行業中的國有企業。而這些投入回到了鋼鐵、水泥、煤炭等原本就產能過剩的行業，使得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更低，資產負債狀況加速惡化。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中國已經不能再回避國企面對的根本問題。

    對比一下，我們便明白第四輪經濟體制改革第二階段為什么要把焦點定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了，就是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供給側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用改革的方法來消除供給側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礙，從而增強供給側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調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調整，它不同于企業的轉型升級，也不同于產品的更新換代，它強調的是改革，是把1997年那場沒有完成的改革再搞起來。這樣一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國企改革又連到一起來了，找到了共同的邏輯起點與終點，就是市場配置的決定力量，讓國企更有活力。最后，還是回到市場體制上來了。供給側改革，本質上是市場化的經體制改革。

   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國家實踐，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理解這一改革對中國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企的重要意義，以求行動更自覺，從而更為精準地在供給側做文章。找到最基本的脈絡，我們就會恍然大悟：

   新供給的主體是誰？是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經濟組織---企業。

    新供給的形態？生產，是實體經濟。

  “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是搞好企業，增加新型供給。

  “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的重點？是搞重化工業，而國企70%集中在重化工業。

  “供給側改革”改什么？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企業愿意去生產（增加供應）；把原來國資掌握的部分行業放給市場、放給社會，讓社會資本愿意投入企業（增加供應）。

    通過供給結構調整，這種宏觀調控著力激活微觀活力，在財稅、金融、社會保障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

    國企改革還沒有落實，又是供給側改革，兩場改革是替代還是重迭？ 可以這樣理解，國企改革是以產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國企供給側改革是以產業結構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兩種改革。國企改革、供給側改革共同的終極點是按照市場配置資源。

   “供給側改革”的落腳點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這時候，我們可以這樣說了：這種供、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重大選擇，也是中國企業深化改革與發展的重中之重。轟轟烈烈而又步履艱難的國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內涵，對準了目標。積極擁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成為一種時代共識，應該成為中國國有企業的一種共識，也是讓中國重新獲得改革紅利的必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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