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中國最需要堅守的底線是“保證勞動市場穩定”和“杜絕發生金融危機”，而穩增長與調結構在盡可能協調推進的同時，也不得不在政策目標的選擇上有所輕重，有所取舍。

中國經濟最需要堅守的底線

　　中國《人民日報》9日頭版頭條刊登的 “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形勢評價的訪談引發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文章以《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為題，回答了經濟形勢怎么看、宏觀調控怎么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推、預期管理怎么辦、經濟風險怎么防，這五大問題。這是人民日報繼2015年5月25日刊文《五問中國經濟——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形勢》、2016年1月4刊文《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怎么看怎么干》后第三次報道關于“權威人士”的訪談。

　　但此次報道引發的關注度明顯高于前兩次，并且直接作用于市場，A股下挫，期貨市場部分黑色金屬暴跌，股市期市同時遭遇“黑色星期一”。這一市場反應部分是因為“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將會長期持續L型走勢的判斷給注重預期的股市以一定打擊，也因為權威人士對于過度投資和過度信貸刺激經濟的批判，點燃市場對中國目前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是否要開始轉向的擔憂。而最引起筆者關注的是，這篇文章中的觀點與現行政策乃至部分高層之前的發言有明顯的不同之處，甚至可以說否定了近期的一些政策傾向，這是否體現了上層決策者不同意見的公開化？

　　首先，筆者梳理了三大不同政策傾向：

　　不同點一：對第一季度經濟形勢的判斷

　　權威人士：“總的看，今年開局的經濟形勢平穩。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符合預期，有些亮點還好于預期。但是，經濟運行的固有矛盾沒緩解，一些新問題也超出預期。因此，很難用‘開門紅’‘小陽春’等簡單的概念加以描述”；“然而，不可否認，我們面臨的固有矛盾還沒根本解決，一些新的問題也有所暴露。“穩”的基礎仍然主要依靠“老辦法”，即投資拉動，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然而，3月20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一季度將能夠實現‘開門紅’，今年攻堅克難，可能明年就海闊天空”。隨后，4月1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表示，“從目前主要經濟指標看，可以說中國一季度經濟實現了‘開門紅’，6個升體現了經濟向好發展的積極變化。”

　　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以及發改委新聞發言人都用到了“開門紅”一詞，而權威人士卻明確表示“很難用‘開門紅’‘小陽春’等簡單的概念加以描述”，非常不同于國務院和發改委對第一季度經濟形勢的判斷。

　　不同點二：對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態度

　　權威人士：“如果我們還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場就會擔心遲疑、無所適從”；“在現實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決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退一步’為了‘進兩步’；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后經濟越來越糟”。

　　對刺激政策拉動經濟的否定與之前領導人的發言有一致地方，但側重點不同。李克強總理在3月15日會見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中外記者時提到，“我多次說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會保持中國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如果速度放緩影響了就業收入等，逼近合理區間的下限，我們會在穩定政策與穩定市場對中國長期預期的同時，加大定向調控的力度，來穩定市場的當前信心。我們這幾年沒有采取短期強刺激的政策，可以說運用政策的回旋余地還比較大，我們‘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比較多。”而此前，李克強總理在2月29日會見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時表示，“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和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較大空間，會更加有力。”

　　此外，對刺激政策拉動經濟的否定與現階段的經濟政策取向不同。在1-2月經濟指標普遍疲軟的情況下，3月經濟指回暖，其中，房地產投資與基建投資大幅反彈，新增貸款十分強勁以及M2增速高于13%目標等都顯示本輪經濟復蘇與政府前期政策放松聯系緊密。特別是作為第一季度反彈主要支撐的房地產，很大程度受益于前期央行降準降息，契稅調整，房貸首付比例下降以及公積金政策調整等多項利好因素。

　　不同點三：對僵尸企業的態度

　　權威人士：“對那些確實無法救的企業，該關閉的就堅決關閉，該破產的要依法破產，不要動輒搞“債轉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組，那樣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個大包袱”；“一些產能過剩領域的企業，虧損加大，拖欠的工資增多，銀行很痛苦，職工也很痛苦，而且越拖越痛苦。怎么辦？長痛不如短痛。對這些企業進行‘清盤’”；“處置僵尸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

　　權威人士在文中八次提及“僵尸企業”這一社會熱點問題，對產能過剩行業出清國有企業改革的態度要比其他高層更加強硬。又如其對債轉股的看法也偏向負面。1999年時任建行行長的周小川，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1999年第6期）上首次發表了《關于債轉股的幾個問題》，今年又再次提出，4月15日周小川行長首次披露債轉股細節，強調“債轉股主要是針對杠桿率比較高的公司，并不是針對特定規模或產權結構的某一類企業。大型企業借貸比較多，杠桿率自然也比較高。而這些大企業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也包括一些民營企業。這個政策對他們都適用，可以幫助他們降低杠桿率。”

　　其實，去年以來，有關中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政策討論也存在比較大爭議。今年以來更是出現了一些奇特的現象：如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上升，但民間投資增速幾乎腰斬；寬松貨幣政策下，債券違約與取消發行頻頻出現；去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三去”任務中，去杠桿變成了債轉股，去產能又強調企業不破產保就業，去庫存也演變成一二線高房價。

　　歸根結底，種種現象的背后是政策取向的不同，“保增長緩改革”還是“改革優先，長痛不如短痛”？原本在今年3月兩會政府工作中，筆者感覺政府已經有了傾向性的態度，即在改革落實當中，穩增長與保就業仍然位居首位，而這也就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去產能與去杠桿重要性降低。正如習近平考察安徽小崗村，在表明改革決心不動搖，又提到對就業的關切，適度擴大總需求，便意味著短期內穩增長要義。

　　而人民日報關于權威人士的報道又使得逐漸明晰的傾向性出現不確定性，即到底改革優先還是穩增長優先？對此，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6.5%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否還要堅守？

　　這個問題很重要，但被權威人士回避了。這其實是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協調與博弈問題，保增長是短期目標，促改革是長期目標。有觀點認為，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可以同時達成。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在現實中有些過于理想主義，要改革就必有代價和陣痛——工廠關閉無疑會給工業生產，就業，消費帶來短期沖擊，去杠桿勢必會造成短期流動性緊縮和資金短缺，打破剛性兌付讓債券違約自然會引發資金市場成本上升國際投資者暫時失去信心，突然戳破泡沫則會帶來金融市場的動蕩甚至引發金融危機。所以，如果改革當先，短期目標讓位于長期目標，就有不保6.5%經濟增長，無法達成2020年GDP翻一番這一目標的可能性。

　　第二，即使在放棄6.5%增長目標的情況下，堅守“保證勞動市場穩定”和“防范發生金融危機”的底線也絕非易事，即使要維持L型增長也并非易事。

　　關于“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的描述也容易產生疑問，速度跌不到哪去指的具體是多少？而沒有政策托底也不會硬著陸的判斷依據也沒有提及。中國現在處于非常復雜且關鍵的時期，國內面對著“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三期疊加”下問題和矛盾交織的狀況，中國自身經濟增長在“下臺階”，從14%?到10%到去年的6.9%，經濟防范金融風險、穩定經濟的任務仍然較重。而國際環境也不容樂觀，全球經濟低迷不振，IMF今年已下調一次世界經濟成長預測，下調一次東亞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增長預測。全球主要央行維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美聯儲亦推遲加息，但疲軟的世界經濟并沒有顯著的抬頭跡象。尤其是美元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讓防范金融危機愈發考驗決策層的智慧與經驗。

　　第三，供給側改革如何改，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如何把握？改革中如果出現了困難，是否可以挺得過去？放緩的中國經濟是是否可以承受改革所帶來的陣痛？

　　其實，去年年底筆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揭示三大難點》文章中，提到了五大經濟任務雖然談起來振奮人心，但是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愿景，在實施中多目標難免存在矛盾。如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如何又能保6.5%以上的增長？ 另外，去產能與去杠桿的關鍵也在于國企改革，到底是做大做強做優，還是引入現代公司治理制度，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總之，筆者認為中國最需要堅守的底線是“保證勞動市場穩定”和“杜絕發生金融危機”，而穩增長與調結構在盡可能協調推進的同時，也不得不在政策目標的選擇上有所輕重，有所取舍。需要強調的是，在當下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之下，預期管理顯得尤為關鍵，經濟決策層統一定調，釋放連續一致的政策信號，對于穩定市場預期十分重要。

　新浪財經 作者:沈建光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