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確實擔心失業問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繼續運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個效率更高？答案顯而易見。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也是有可能的。
假如說我們把主要的經濟學家們召集在一起，讓他們預測未來五年中國GDP 增長可能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區間，非常有意思的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和悲觀的經濟學家給出來的數字將非常貼近，基本上都在6%-7% 之間。
唯一能夠把增長速度穩住的就是創新和產業升級。但更重要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實的速度慢于經濟學家們的預期，中國需要更強的頂層協調來推進改革。
在創新產業的培育中，政府應當將產業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識產權保護、金融體系改革等基礎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產業，凡是政府明確支持的一個產業，這個產業就會很快發展，但產能過剩也會更快速地形成。
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是長期與短期的關系
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我不認為存在誰勝出的問題，這兩方面都很重要。其實大多數需求側的政策，主要是宏觀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實更多的是平衡經濟。而供給側改革，更多地考慮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續的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更長期性的政策。
在發生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時候，討論供給側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那時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穩定宏觀經濟的政策；但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考慮的是中國經濟還能不能持續增長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時候考慮供給方面的政策是有意義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解決我國目前生產當中存在的低效率、資源配置不當、技術進步比較緩慢、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的角度來說，是比較有針對性的。
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有可能
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意味著此前“通過增加投資刺激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有所轉變，因此貨幣政策會相對收縮。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首先，現在貨幣政策并沒有特別寬松，目前實行的一直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其次，這兩個問題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用于解決短期穩定的問題，比如經濟下行壓力過大，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用于經濟的短期托底、穩增長；而供給側的政策，通常用于解決中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
不過，在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暫緩，這的確是一種可能性；而同時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
比如，一些產業需要重組，意味著短期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因為需要人為關停部分企業，那么原來有的就業和生產，現在都沒有了。當然，這些生產和就業本身都是無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們人為關停，經濟活動就變得更少。此時，為了配合改革，以及實現保持經濟平穩過渡，將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兩年前的改革方案（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出來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做過一個測算，發現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實施的話，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可以提高兩個百分點。
但它同時發現，在短期內，這個改革會讓經濟增長下降0.3個百分點。即調整和重組在短期內，是會讓經濟活動有損失的。因此，經濟結構改革，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關停“僵尸國企”等）與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它是多層次、多維度的，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方面。
“僵尸國企”退出的障礙并非無法化解
改革確實比較復雜。例如要讓僵尸國企不生存，從理論上來說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個大國企關掉，它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執行的時候肯定會比較謹慎一些。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頂層設計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終實施的時候還是通過各個部門去落實，而各個部門的考慮和動力不太一樣，所以有時候不同的部門，政策推進差距很大。現在的有利之處是，有了頂層設計，那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實施和落實方面的協調，共同推進。
就國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國企”要被關閉、被兼并或被重組，政府擔心的無非是幾方面的問題：第一，如果工人失業，會不會有社會問題；第二，會不會有很多不良資產——銀行的不良貸款過多會導致問題；第三，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三個問題，有可能導致改革推進變得非常困難。但反過來看，不推進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們確實擔心失業問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繼續運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個效率更高？答案顯而易見。
并且，目前我國有一定的社保體系，與過去什么都沒有的改革環境已大不相同。同時，與過去勞動密集型國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國企盡管規模很大，但是其實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就業的問題其實是能夠被化解的。
不良資產的問題也同樣可以化解。其實，通過給“僵尸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讓它們的不良資產不爆發，這更加危險。如果現在不處理，不良資產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重，這非常重要。我們已經見到很多企業，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來要破產了，結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產了。唯一的區別是，現在的負債已經比那個時候龐大很多。
從目前來看，以我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或者說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是有可能的。比如，過去通過資產管理公司，將一部分不良資產先放在一個單獨的平臺上，慢慢化解。
第三個問題就是影響GDP增長：關閉國企使當地的經濟暫時不活躍了。這正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確實考驗頂層的決斷力。如果我是市長，估計我也不愿意關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問題會更大。
因此，頂層設計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其實意味著頂層的協調和頂層的實施，大家一起來推動這件事進行。
有競爭力的產業形成后經濟增長才會企穩
所有的改革政策，兩年前都已經告訴我們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確，即市場機制要在市場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現在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落實。
因此，經濟增長短期的觸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觸底回升都不可持續。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平穩住，甚至有所回升，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有競爭力的企業，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性改革，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對經濟穩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想說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發揮顯著作用，將有很明顯的時間滯后，不會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長就回升。
過去，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宏觀經濟問題，即經濟上下波動，并進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現在的問題是，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增長潛力，核心問題是下一輪中國經濟靠什么產業支撐，如果這個產業都想不出來，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增長潛力，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為最終GDP 是靠企業、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
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就是以前有競爭力的產業都不行了，下一個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還在形成，有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它其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產業升級真的非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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